行业新闻

大学 | 第八篇(5):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

2022-04-23 01:14 阅读次数:

本文摘要:古本原文是故君子有诸己,尔后求诸人;无诸己,尔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,不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 故治国在齐其家。弘明诠释 “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如果自己身行与心意相违,那么是无法晓喻正理于他人的。 这里,正确明白“恕”字的本义很关键。“恕”,从“心”,“如”声,“如”表顺从之意。 合起来,“恕”的本义是以心为量。《论语》里纪录一段对话:子曰:“参乎,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:“唯。 ”子出。门人问曰:“何谓也?

im体育

古本原文是故君子有诸己,尔后求诸人;无诸己,尔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,不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

故治国在齐其家。弘明诠释 “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如果自己身行与心意相违,那么是无法晓喻正理于他人的。

这里,正确明白“恕”字的本义很关键。“恕”,从“心”,“如”声,“如”表顺从之意。

合起来,“恕”的本义是以心为量。《论语》里纪录一段对话:子曰:“参乎,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:“唯。

”子出。门人问曰:“何谓也?”曾子曰: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”“忠”字的本义是以心为鉴。“恕”字的本义是以心为量。

后世国人不明“忠”、“恕”二字的本义,所以对孔子之道如何一以贯之,自然也就不知道了。所以,君子皆是自己先行道有德,然后才会要求他人也向道立德;自己把自己心田的结缚解开了,然後才会申饬他人要安于所遇。

其人之身行与心意相违,而能晓喻正理于他人,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绝未有之。所以,欲使其国得治,基础在先齐其家。南怀瑾 现再回到《大学》本节中所提,有关建设和颁布法律的基本原则,所谓:是故君子有诸己,尔后求诸人。无诸己,尔后非诸人。

所藏乎身不恕,而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(“诸”字古代是通“于”字用)这是说,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,当你要公布下令或建设法制的时候,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下层的平民群众,也是工具的当事人,只是现在态度差别,处境纷歧样而已。如果自己接受这个下令,是不是可以做获得、行得通呢?假定人人是我,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碍难,也觉不妥,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。

不外,这几句话的内在很广也很重要,它是有关执法和政令的法理问题,也就是执法学的哲学问题。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,“法由人造”,“令自人兴”。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,三代到西周的时期,临时统归在礼治的社会。

所谓礼治的精神,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养。因为谁人时期,文化智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医生所有,教育并不普及。

(平常的人们,客套一点都叫做“庶民”,不客套一点,都算是愚氓,用俗话来讲,也叫做“细民”。“细”字,就是小的意思。“细人”就是小人。

如要研究这个字的读音,应该照客家话、广东话来发音,就合于古音了。那么所谓“庶民”,即是“细民”的变音而已,并没有什么特此外意思。)礼治,不光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医生们,同时也是要教养一般的庶民。

所谓“不教而诛之”,则过在士医生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,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,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。到了东周以后,临时以秦始皇上辈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线,从商鞅变法开始,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。

因此,到了秦始皇建设帝王政权,专门注重法治,法律严密,才有历史上所称秦法綦严的说法。但帝王政体的法治,只是对天子以下的一切人等来说,独占天子自己自有特权,不受他自己所颁布的执法所管。

天子是“出言为经”、“吐语为法”的一个怪工具。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,原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身世,一旦取得天下,登上宝座以后,便自又颁定法律,依法治理臣民了。早在战国时代的庄子,就说过这样的话: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。

侯之门,仁义出焉。”而在唐代的历史上,纪录着开国元勋徐(李)世勣(即徐懋功)的自白,用作庄子这几句名言做注解,便很恰当,也另具有双向的内在。徐世勣说:我年十三时为亡(亡音无)赖贼,逢人则杀。

十四五为难当贼,有所不惬则杀人。十七八为佳贼,临阵乃杀之。

二十为上将,用兵以救人死。千古英雄,多数不外于此例,只是徐懋功肯说坦白话,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。如从执法的看法来讯断他的罪刑,我们也许可以说徐懋功在十三岁时,是一个失去修养的无赖儿童,随便就犯杀人罪。

十四五岁有所改变,但遇到对他不合理的人,因气愤才动手杀人。十七八岁改邪归正,除非在战场上,才杀敌人。

二十岁正式参军,因功封为上将,却是用兵来救人了。他在十三岁到十四岁时期,幼年失学,岂无被杀者有关原告提出告诉?但于法无据,家庭社会自应卖力。

今又自首坦承,悔改重新,依例(判例)不问。他自十七八岁到二十岁时,到场起义有功,被封为上将,临阵杀敌,功在国家,应考核其频频累积战功,依法加封“英国公”,以褒忠荩。

此判!汉代开国初期,多数只注意刘邦初入咸阳,还军灞上,悉召父老好汉谓曰:“父老苦苛秦法久矣。与父老约法三章:杀人者死、伤人及盗抵罪,余悉除去。

”这只是刘邦在天下未定,收买人心的战略作为上的措施,并非是正式建设刘汉的皇权以后,仍用其时的约法三章来治理天下国家的。汉代开国以后,初期所用的执法还是因袭“秦法”,但取其便民利国者稍加修整而已。

如汉初的开国丞相萧何、曹参,都是原在秦代的县级单元担任仕宦、师爷,他们也都是从小学习秦法,并有从政执法的履历,也可委曲地说,都是法家身世,并非齐鲁儒生一样讲求诗礼,他们都是法家的门徒。到了华文帝继位以后,重视人身,对于原有刑法上的残酷有所不忍,下令加以淘汰修正,因此就赢得历史上万古流芳,有“华文除肉刑”的德政盛名。但在他儿子汉景帝继位以后,对他父亲天子的宽大政策发现流弊,又稍加收紧,重视法治,这就使厥后的历史虽然赞美“文景之治”,但对汉景帝便要加上一个“严酷”的微辞了。

随着而来的汉武帝也很注重法治,例如有关李陵败降匈奴一案,司马迁旁观不平,稍为辩解,武帝一怒,便被降罪而受腐刑(阉割),你说这有何等冤枉。而且可见汉法之严,并没有比秦法好过几多啊!所以汉宣帝便说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、王、道杂之,怎样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这是真话。

注重法治的治理,即是蛮横的效用。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“慈俭”,虽然是应时良药,温和清凉,有时简直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。

我们如要相识历代传统的法律、执法,大多已经不行考。但《唐律》、《明律》和《大清律例》并未散失,我以为很值得研究,也只有从这些文献下手,才可以从它的反面知道其时社会有关的种种情况,怎么可以只向“执法”本科一面去看呢!但自本世纪以来,我们为了推翻几千年来帝王专制的政体,便向西方文化中学习西洋的执法,初期引进,和日本差不多,是学习欧洲的“大陆法系”为主,稍有参考以英国为首的“海洋法系”的精神。

至于如埃及、印度、阿拉伯、罗马、巴比伦、犹太、波斯、希腊等法系,只看成学术上的事,并不实际接纳,而且也完全掉臂我国传统法系优劣优劣的精神。经由半个世纪以上的演变,还是相当紊乱,一言难尽。总之,直到这个世纪的末期,对于法制、政体等等,可以说也是一个阴晴未定的局势。思之!思之!未免神伤!对不起,因为讲到法律问题,便引起一些有关法律的感伤。

惟恐牵涉太广,离题太远,便只能如蜻蜓点水一样,略微一提,就此煞住。否则,又便成为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愈飞愈远,不知说到那里去了!我想另用一个简捷的方法,来说明“所藏乎身不恕,而能喻诸人者”的原理。

大家知道,许多人都很谦虚客套,叫我一声老师,其实,我那里够得上可为人师的资格。有一次,一位在乡村担任多年的警员(公安)来看我,谈到执行勤务的苦处,他便说:“老师啊!我很想提早退休,能在你身边做事,随便扫除清洁,端茶送饭都可以。”我说:“你是一个老实君子,多担待一些烦恼苦痛,为地方社会老黎民做点好事,才是真修行,才是真学问。

”他谈到由台湾政府各部门的公布下令,一层一层来个“等因”、“奉此”照转,到达县级政府,也许加添一些意见,或无意见,照转不误。又分发出去,到达乡镇公所和警员(公安)派出所,要我们严格执行。

可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,基础就不是从下层干起的人,先不要说他教育学识水平的尺度如何,但他们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会和各个地域的情况差别,就闭门造车,乱出主意,就自己凭据理想的理由,拟出措施酿成条文,要我们来执行。你说怎样行得通呢?如果拿到这些法律向老黎民敲竹杠倒好,行不通的也得通,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。

但我是死不愿做的,实在是于心不安嘛!不外,有时也有很好的措施,就是多方面仔细研究下达的法律和下令,就可发现上面的矛盾重重。有时间,有精神,兴奋起来,不想升官就顶回去,否则就置之不理,横竖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!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?因为上面的法律,在高层的内部就没有相同联系好,例如管经济的下达的法律,和管教育的或管农林的等所颁布的法律,甚至和地方政府的决议,就相互上下矛盾,相互抵触,那叫我们最下层的干部,又怎么去执行啊!再从司法方面来说,法院方面的通缉令,说我们当地某某是大流氓,必须捉拿归案,不行纵容。

我们就不怕艰险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把他缉拿归案送进法院。但再经法庭的审理宣判,凭据什么“民主”啊,“人权”啊,或是这小我私家是心理不正常,或是神经病状态啊,轻轻一判,关了一两年就出来了。然后,他便带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枪,反来造访我们,二郎腿一翘,把刀枪在办公桌上一拍,说:“老兄,老子没事啦!你对我的利益怎么算,我们走着瞧吧!”老师啊!我们说是为人民的保姆,原来那些立法和司法、执法的老爷们,又是那么宽容,岂不是叫我们和坏人树怨?倒楣的是我们,他们却赚到了一个宽大仁慈的好名。

你说怎样才好做人做事啊?他问:“已往历史上,想来也是同样的吧?”我说:“对了。历史的兴衰成败,险些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名堂。宋朝的王安石书读多了,但不深入其时的社会情况,就想变法革新,理想是高远的,但他坐在办公室所制定的法律并不适时宜。

而且下达以后,又被委派执行的仕宦和中下层曲解了,因此就闹得身败名裂,使北宋王朝今后一蹶不振。固然,主要也由于其时天子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。

这即是历史上给他的谥号‘神宗’的‘神’,寓贬于褒之意。”固然啰!其他还谈了许多,他也提了许多在从政上所谓公和私之间的问题,使我凛然警醒到,他是一个很有看法,甘愿宁可于“吏隐”的好公务员,不禁肃然起敬,感伤万千了!如果要我去做警员,未必能赶得上他好。除非我是小说《包公案》里的南侠展昭,或是《七侠五义》里的北侠欧阳春,《施公案》里的黄天霸。

但从和他的谈话里,会而通之,便可相识法律、政策合不合于民心,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,就是下层干部的优劣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何等的严重啊!简朴地说,通过这个故事,就可明确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有诸己,尔后求诸人。无诸己,尔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,而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”的意义所在。

但要能做到“有诸己而求诸人”、“藏身而恕而喻诸人”,说来容易,做到不易。因为人人都有极强烈主观、我见顽固的习气,有时州官放火,却也抵死不改。所以孔子申饬门生们,要学问修养做到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的四毋,最为重要。

但怎样才气修养到四毋的境界呢?我们可以引用《大学》的实修实证的话说,必须要能“知止尔后有定”,由定尔后层层转进,到达“静、安、虑、得”的造诣才行啊!。


本文关键词:大学,第八,篇,制定,法,律的,基本原则,古本,im体育

本文来源:im体育-www.aka-geinou.com